5月27日,第四届肿瘤消融治疗上海论坛暨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消融治疗专委会年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邀请了领域内众多知名专家,围绕当前肿瘤消融治疗的热点与焦点,向业内同道分享最新的诊疗理念、技术与经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翟博教授发表了题为“肝癌局部消融与‘转化’”的精彩演讲,并接受了《肿瘤瞭望》的会后采访,进一步阐述了肝癌消融治疗的技术特色、病群选择以及多种技术间的联合应用模式,并对消融治疗目前的困境及未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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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月27日,第四届肿瘤消融治疗上海论坛暨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消融治疗专委会年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邀请了领域内众多知名专家,围绕当前肿瘤消融治疗的热点与焦点,向业内同道分享最新的诊疗理念、技术与经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翟博教授发表了题为“肝癌局部消融与‘转化’”的精彩演讲,并接受了《肿瘤瞭望》的会后采访,进一步阐述了肝癌消融治疗的技术特色、病群选择以及多种技术间的联合应用模式,并对消融治疗目前的困境及未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01
《肿瘤瞭望》:与其他介入或局部治疗手段相比,肝癌消融治疗有哪些优势或不足?
翟博教授:局部消融治疗最初并不被临床看好。在很多医生看来,与外科切除相比,消融治疗只是“雕虫小技”。尤其在肝癌治疗领域,外科切除几乎是患者生存获益的唯一选择,失去切除机会者只能寄希望于介入或放化疗。但是,与其他恶性肿瘤不同,由于疗效不够确切以及患者大多伴有不同程度肝硬化等因素,极大限制了放化疗在肝癌中的应用。尽管如此,至少对于部分特定患者,放化疗仍然有着一定的应用空间。
肿瘤消融治疗始于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大约在90年代末开始引进该技术。2006年我由外科转行至消融治疗领域时,好像上海主要有两家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中山医院)开展肿瘤消融治疗,但治疗量都不算大。17年过去,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肿瘤消融治疗几乎已在上海所有的三级医院以及部分二级医院得以开展。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发展,消融技术已在我国“生根”、“开花”、“结果”。
消融治疗之所以受到青睐,我认为主要在于它的五大优势。第一,有效性。对于肝癌等恶性肿瘤患者而言,尽可能获得长期生存是其最大诉求。从现有大量前瞻性和回顾性研究数据看,至少对于数目、大小以及部位合适的肝癌患者,消融治疗的总生存率与外科切除并无明显差异,尤其是早期小肝癌。第二,安全性。尽管外科手术一直视为肝癌局部治愈的首选方式,但其术后较重的并发症和手术相关死亡率明显高于消融治疗。从治疗后患者的生活质量来看,局部消融的优势更为显著。第三,快捷性。在影像(超声/CT)引导下,我们可以通过经皮穿刺快速完成整个疗消融过程;对于部分安全部位小肝癌甚至可以采取“日间手术”模式,即患者当天入院、当天治疗,次日无特殊后即出院。这不仅大大降低了治疗费用,同时也显著提高了病床使用率和周转率。第四,可重复操作。外科医生基本都喜欢初次手术,肿瘤二次复发后外科医生还可勉力为之,但是三次、四次复发呢,我想应该没有几个医生还把切除放在首要选择上了。不仅由于越来越重的腹腔粘连导致重复手术难度高大、风险陡增,而且随着切除次数的增加,患者的余肝体积也越来越小,再也无法承受切除带来的肝衰等致命风险。与之相比,消融治疗的可重复性明显更胜一筹。我们只需将有效消融范围扩延至肿瘤边缘1cm以上即可获得局部治愈。更重要的是,还能在减少复发和残留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了患者赖以生存的肝脏组织。第五,整体性价比更高,利国利民。
当然,消融治疗也存在不少缺陷。首先,从事肿瘤消融治疗的医生来自于不同科室,如肝胆外科、胸外科、介入科、影像科、内科等,临床能力的不同有可能带来消融彻底性和安全性的显著差异,由此必须加强消融技术和理论的规范化培训。第二,与其他治疗方式相比,虽然消融对于患者肝脏等重要脏器功能以及全身状况要求相对较低,但并非所有不适合手术切除者均能进行消融治疗,同样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三,目前很多医院消融治疗技术、辅助手段以及全程临床管理模式较为单一,并未将消融治疗作为一个体系加以建设,因此在技术手段等较为单薄条件下,很难达到大肝癌、高危部位肿瘤、多发性肿瘤等复杂肿瘤的安全、彻底消融,因此未来必须持续加强学科的体系化建设。
02
《肿瘤瞭望》:在临床实践中,您会倾向于为哪些肝癌患者选择消融治疗?
翟博教授:肝癌一经诊断大约有30%的患者有机会接受外科切除,主要表现为三个以内的小肝癌。前瞻性和回顾性研究显示,对于早期小肝癌患者,消融治疗相较外科切除及肝移植在远期生存方面并无显著差异,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尤其深部小肿瘤、术后复发肿瘤以及肝脏转移性肿瘤患者,未来可能更倾向于首选消融治疗。然而,对于初始从事消融治疗的医生或科室,建议一定要从安全部位的小肿瘤做起,必须在经验和技术日臻完善、治疗手段逐步丰富后,再去开展复杂肝癌的消融治疗。我们必须牢记:消融毕竟只是诸多局部治疗技术之一,不能包打天下,该切除就切除,实在不行我们还有放疗,还有粒子植入等等。切莫不分具体情况,硬性为之。
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在日本,肝癌局部消融治疗量是外科切除的三倍,而我国恰好相反。究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日本较为完善的健康管理理念,肿瘤的早期筛出率很高,另一方面或许也与日本肝癌患者更容易接受新的治疗理念(活得更长、活得更好)有关。在我国,受制于传统思想和/或经济因素,很多患者只有在身体出现明显不适时才到医院就诊,显著降低了早期小肝癌的检出率,也就影响了局部消融技术的应用人群。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小肝癌的早期检出率必将越来越高,这为消融治疗接受度迫近甚至超越外科切除治疗量打下了基础。
03
《肿瘤瞭望》:您认为消融联合靶向或免疫治疗的优势在于哪?您在临床实践中又会基于哪些因素,为患者选择联合靶向或免疫治疗?
翟博教授:我们知道,包括外科切除、放射治疗以及介入治疗在内,它所解决的只是现有肿瘤团块,没有一项技术能够抑制未来肿瘤复发和转移,因此科学联合高效低毒的药物治疗才是包括肝癌在内各种恶性肿瘤获得治愈的必由之路。本世纪以来,随着靶免药物的临床应用,肝癌治疗也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转化治疗”和“辅助治疗”理念开始扎根于肝癌治疗这片沃土。以大肝癌为例,我们可以通过TACE、HAIC使肿瘤变小或大部分肿瘤组织坏死,然后再通过外科切除达到无瘤生存的最佳目标。转化治疗模式和理念的成熟使得当初不可切除得患者变得可切除,不可治愈变得可治愈。
但是,我认为“转化治疗”的努力方向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外科切除。事实上,受制于转化后无法逆转的肝硬化和重要脏器功能不全等因素,向消融治疗转化的可能性要远高于切除。当然,外科切除和局部消融既可以独立应用,也具备着联合实施的广阔空间,可作为彼此“转化”的一种特殊形式。
最后,必须再次强调,外科切除和局部消融都无力解决影像无法辨析的微小子灶或细胞簇,该使命必然要由药物治疗来完成。对于中晚期肝癌,消融或切除前后根据不同情况联合靶免药物,最大限度减少肿瘤复发和转移、最大限度延长患者生存期、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深入探索局部消融等局部治疗与肝癌免疫微环境间的内在机制并最终用于临床实践,也必将持续成为中晚期肝癌未来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翟博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肿瘤介入科主任
肿瘤系统医学全国重点实验室PI
外科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兼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微创介入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州肿瘤消融治疗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肿瘤消融专业委员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肿瘤消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肿瘤消融技术培训专家组副组长;上海市抗癌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医学会肿瘤介入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消融治疗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国内外若干杂志编委或审稿人等等。
擅长肝脏、肺脏、甲状腺等实质性脏器良恶性肿瘤局部消融和粒子植入治疗。重点聚焦肝脏肿瘤介入与生物免疫治疗的基础、转化与临床研究。
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基金委、国家科技部、上海科委等各类基金项目13项。第一/通讯作者(含共通)Nature、Sci Trans Med、Cell Res、Clin Cancer Res等中英文杂志发表论著120余篇。主编、参编专著8部。荣获多项医学奖、国家发明或新型实用专利。